苏轼与中国的居士文化

在儒家经典《礼记·玉藻》里,曾经出现过“居士锦带”这样一句话。这是“居士”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视野里。儒家对“居士”解释是有德才而不愿意出仕,选择隐居的人。但在《礼记》诞生的年代,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留下姓名的居士。传说中春秋时期的范蠡,在辅佐吴王夫差办完复仇的事之后,隐逸江湖、高居山野,算是一个儒家意义的“居士”。晋代是儒家意义的“居士”最多的时代,例如陶渊明、竹林七贤等等,但这些人似乎从来没有以“居士”自居或者自称。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居士”最初不是由他人赠予或者授封,而是一种自称。

这个时候的居士是一种标签,意味着特别的才干、品格和行为方式,这个称号只能由他人赠送或者授予,否则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真正让这个称谓在文化领域热火起来,是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正式建立之后的事。因为这个时候的“居士”是兼具宗教意义的。道教将在家修行,并且持戒的教徒称呼为“居士”。

佛教起初将一切不信奉佛教的人都尊称为居士。因为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倡导的是小乘的自我解脱,鼓励出家修行。信仰佛教就必须出家为僧,这就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孝道”产生了激烈冲突。孝道文化讲求孝养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讲求生儿育女,保持祭祀不绝、香火不断;讲求入世,以积极的行为践行“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模式。而佛教则要求抛弃一切尘世的牵绊、束缚,乃至对肉身的执迷,这种文化冲突势必极不利于佛教的传播。于是,佛教也参考道教的做法,折中了一下,产生了“居士”这样一种特殊的信仰方式:即信仰佛教,又不用出家,还可以继续履行自己的各种家庭和社会责任。

到了唐朝的时候,是居士“破土而出”的时代,知名的有,李白是“青莲居士”、白居易是“香山居士”、司空图是“耐辱居士”等等。这其中李白是个道教徒,他这个居士很有可能是受戒皈依以后由师父授封的,其余如白居易、司空图等则没有发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宗教倾向。也就是说,从唐以后涌现出的大量“居士”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这个称号是当事人给自己命名的。这个时候的人们开始敢自称“居士”,首先是因为宗教提供了一个遮羞布,亮出“居士”这个称号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宗教选择而非对德才的自我标榜。在避免了尴尬的同时,这些人又用这个特别的称号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或者人生追求,至少是一种时髦。

宋代延续唐代的文化繁盛,也诞生了很多居士,其中苏轼就是一位。苏轼这个居士可以说是诸多居士中最奇特的一个。奇特在什么地方呢?苏轼的“东坡居士”绝非单纯的儒家意义上的“居士”,是有着明显宗教倾向的。但说他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名,则又不是按照佛教的皈依仪轨,由某个授戒师父给他赐的。“东坡”二字则是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因为生活难以为继,夫妻二人只能耕种土地以补贴家用。耕种的那块土地恰好在一个地名叫“东坡”的地方。

从名号的来源看,苏轼的“东坡居士”似乎与佛教没有关系,之所以又说这个称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是因为苏东坡不但信仰佛教,而且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痴迷佛教的禅修。痴迷修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东坡居士”认为自己修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作了一首诗,来印证自己的体悟:“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道家和佛教的修炼之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喜欢用作诗来描述自己的感悟和心得,这种诗被称作“悟道诗”或者偈语,这是一种惯例。

但毕竟苏轼只是一个大文豪,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得道高僧。修行讲求的是炼心并且力行,更强调实践和实证,学问的精通和文辞的精彩与证悟完全是两码事。尽管苏轼的“悟道诗”写得相当精彩,大气鼓荡、气象不凡,但终究是文辞之利。因为苏轼的好友、金山寺禅师佛印,只在诗稿上面批了“放屁”两个字,就惹得“八风吹不动”的苏轼肝火大盛,乘舟过江问罪。“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后来被禅宗当作一个笑话式的公案。但这宗公案也证实,苏轼就是一个浑身充满着烟火、世俗气息的人,一个真实的凡夫俗子,佛教“四禅八定”的境界,远非起一个佛教色彩的名号,读几本佛经,作几首禅诗可以企及的。

而苏轼似乎又是最接近佛经“居士”这个标准的。在佛教的著名经典《维摩诘经》里,经文的主角维摩诘就是一个居士。梵文原意,“居士”是长者、长老的意思,指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维摩诘就是一个长者,而且也是一个修行相当高深的人。维摩诘有房屋地产、家境富奢,也有妻儿老小、奴仆婢女,但他为什么会被佛教如此尊崇呢?这样的疑问也发生在前往探望维摩诘的诸多菩萨那里。维摩诘回答的大意是:“房舍财产、妻儿老小、奴仆婢女我都拥有,但是我不执着、痴迷这一切,不但不为之束缚,相反这些都是智慧和慈悲,我借助这些修行着菩萨的六种法门”。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以出世心,做入世的事业”修行。因为维摩诘是居家而获得很大修行成就的,所以才会被佛教誉为“第一居士”。

尽管悟禅不怎么样,佛印“一屁”就破解了很久积累的修行,但若从《维摩诘经》里阐释的“居士”的真正含义来说,苏轼又是一个真正的居士。苏轼是一个自幼受到严格而规范的儒家思想浸润的人,儒家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深入到他的骨子和灵魂里的。即使他后来也曾经深入学习佛教的思想,但这种骨子里的使命感他是始终无法“放下”的。他身处富贵场里,却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禄位苟且,不为财帛钻营,“有啥说啥”、洒脱无二,只为真实发声、为苍生呼喊,所以他官场屡屡受挫;尽管自己一家衣食不周,但他却勉力奔波,筹办社会性慈善机构,收养孤儿、救助女婴。尽管他官运不济,没有获得更大范围和成果的“达则兼济天下”,但他在“穷则独善其身”的时候,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对美的极致追求里,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美食……

佛经上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奔波在利禄场里,却超然脱俗,生于淤泥而不染,终其一生追求真理、感悟智慧、坚持慈悲,从这个角度讲,苏东坡一生奉行的就是佛教所推崇的菩萨道——“入俗而脱俗,入世而救世”。佛教“居士”的真正意义也就在这里,并不是授戒、赐名那么简单。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屁过江又如何?所以,苏东坡是真正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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