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中国最著名的“公知”梁启超曾感叹中国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怯懦”。（《爱国论》，载《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269页）。一般人或许并不了解，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国家为何物。

梁启超

但为何100多年后，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会变得如此强烈，有些人甚至发展出了极端爱国主义行为（比如抵制日货、砸日本车，甚至在网络上号召让所有中国人抵制美国企业等等），可以说其表现让世界其他国家都感到诧异。

这种极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又在中国经历了哪些变化？想要探究中国人的这种转变，首先就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爱国主义？它又是如何起源的？

（1）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个不应该混淆的概念

《辞海》里面是这样定义爱国主义的：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共同体对文化、种族的认同和凝聚，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爱国主义——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当存在。

《辞海》的解释，向我们阐明了爱国主义是与文化、种族的认同息息相关。文化、种族的背后，其实是对民族的认同，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民族认同往往是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的。

霍布斯鲍姆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曾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个语言演变方面的梳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民族’最原初的意义指的是血统来源……根据1726年版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这是其首版），‘patria’（家乡）或另一个更通用的词汇‘tierra‘（故土）意谓‘某人出生的地方、乡镇或地区……到了1884年之后，‘tierra’一词的概念才跟国家连在一起。1925年后，我们才对崛起于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寄以情感上的联系，因为爱国主义将‘patriotism’的定义重新改写成是‘我们的国家，综其物质于非物质的资源，无论在过去、现在及将来，都能享有爱国者的忠诚’。”（《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15页）

霍布斯鲍姆或许弄错了爱国主义出现的时间（这里面牵涉到Patriot和patriotism两个词的翻译及其在历史中所体现的内涵，此非本文所处理的问题），但他揭示了二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可见，爱国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作为基础的，但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又有着鲜明的区别。

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现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民族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毁誉参半。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先于民族国家而形成，它在启蒙运动时期，促进了欧洲国家脱离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统治，希望可以由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决定国家的走向，那个时期的民族主义被称为“人道民族主义”（参见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第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

但是，法国大革命让人们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所带来激进的一面，“法国的民族主义十分暴烈，既因为存在着一个部分来自法国革命遗产的反民族主义同时又因为法国民族主义本身的弱点，总是处于反对派或负面的位置，总是引起争议和非议”（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101页）。

从此，民族主义与革命连在了一起。拿破仑战争把民族主义普及到了整个欧洲，普法战争之间堆积的仇恨，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教训也让人们逐渐明白，只有通过暴力的方式，才能确保自己的民族不被侵略，“国家从此成为一个超世俗的绝对观念，成为精神信仰的源泉”。（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5页）。这也为后来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埋下了根源。

（2）爱国主义非理性面向的道德

通过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简单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它已鲜明的带有了激进主义倾向，但这种激进主义主要还是以民族为单位，一致对外，这并不能解决同一个民族间，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暴力倾向。民族主义的对外情绪又是如何转变成了极端爱国主义者对内的仇恨情绪呢？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 ）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one scountryasit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转引自甘阳《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载《联合早报》）。

米衲格的这一说法，与我们开始所引用的《辞海》的解释并 太多的不同。可以说，爱国主义的基础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这种现实状况的利益指涉必然是同一个民族之内的不同个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种族主义（对外）和爱国主义（对内）之间的不同。

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暴力倾向不同（吉登斯甚至认为，民族国家的起源都具有暴力扩张性。参见氏著《民族－暴力国家》，三联书店1998年），爱国主义存在的道德基础又是什么呢？

吉登斯

麦金太尔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某种特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根据特殊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结构之某一特殊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身份而建构起来的）的生活方式学会一种道德，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必须通过周围的人来加强自己的道德力量。如果有些人不践行共同体的这种道德，则他们会缺少人们的尊敬，甚至会伤害这些个体的道德能力。

爱国主义所奉行的道德，并不需要进行一种理性的检验，它们只需要无限的忠诚，所以爱国主义道德具有了非理性的面向。

这种非理性面向与现代官僚国家相结合，导致共同体成员首先是按照相互性的自我利益来理解爱国主义，当一个人所在的共同体道德受到毁灭性和利益冲突威胁的时候，那么它们只好用暴力来任意武断地实施某种强制性的解决办法。（参见氏著《道德与爱国主义》，傅娉译，万俊人校，载《开放时代》1995年6月）

麦金太尔的分析表明：极端爱国主义者所进行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其背后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毋宁说是为了保证自己在某一个共同体力获得他人的尊敬。麦金太尔解构了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动机，也认识到这种极端爱国主义者是道德危险的永久根源。

其实，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行为，在欧洲思想史上已遭到太多人的诟病。比如，1775年的时候，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两卷本《英语词典》编撰者）说：“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避难所”。密尔则认为，“孩子气的、浅薄的、几乎本能地热爱祖国”体现了未开化时期的特征。（转引自盛文沁《19世纪英国思想家论“爱国主义”》，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著名的阿克顿勋爵曾在《民族性》一文中，看到了极端爱国主义所使用暴力的支撑基础，点明了其危险性，他在该文举例说道：“那些持枪反对公民大会的法国人与那些持枪反对查理一世的英国人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承认在服从在位的统治者之上还有更高的责任。”（载氏著《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这种责任其实是超越了君主或者国家的利益，成为了一种共同体不加理性反思的道德。

当我们了解了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危害之后，我们需要将目光拉回中国，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中国人是何以从不知有国到极端爱国主义盛行的？

（3）从“尊王攘夷”到极端仇外

梳理中国极端爱国主义，从大的背景来说，自然与中国近代遭受的屈辱无法分开。1840年以来，欧洲列强的入侵，让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科学与技术的落后。但在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并 产生民族主义，更 产生所谓的爱国主义（现在教科书上所宣传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之类的爱国行为，都是被过分夸大了）。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沉浸在自己的传统之中，仍旧以“华夏中心观”看看待世界，在他们看来，西方人是夷狄，中国才是文明之邦。很多知识分子通过公羊学解经的方式，将西方的现代化科技转化为自己的传统（比如认为西方的科技都来源于墨子）。公羊学的核心论述就是讨论“尊王攘夷”，即“尊勤君王，攘斥外夷”。于是，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主义的传统相结合，使得中国的爱国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便始终被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梦魇困扰着”。（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载《民族主义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义和团运动

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两种传统相结合形成的最极端表现。两次事件皆因西方人在内地传教而引起了民众普遍的反感，但天津教案主要是由当地市民对教堂里的传教士和诡异基督教者的杀戮，而义和团运动则将这种仇恨扩展到了一切西化老百姓的身上，甚至就连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也都主动对这些所谓的“二毛子”进行杀戮。

义和团运动的这种极端化表现，并非有些学者所认为是突然出现的，更不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是人民大众的觉醒。它的出现与之前清朝政府外交上的一次胜利息息相关。

1897年，意大利这个欧洲实力最弱的国家，想要占领浙江的三门湾。清朝政府因为外交上强硬的态度和意大利驻华公使的渎职，让这个事件成为了一场闹剧，并以意大利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事件让政府里面的官员及其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希望，官方开始有意与西方国家为敌，甚至对民众进行愚昧的宣传。这种方式让群体性的排外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为后来他们胆敢与西方11个国家开展埋下了伏笔。

正如鲁迅所说，“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义和团运动与其说是对外宣战，毋宁说是对自己族群的戕害。

不过，义和团运动也给中国人一个深深的教训，就是让中国人意识到盲目的排外，会引起战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美国国内《排华法案》的确立，遭到国内的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以及商人的反对，他们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反抗，并通过和平的方式如集会、演讲、贴发传单的形式来开展。

抵制美货运动

但是，从抵制美货运动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文化排外主义的影响，那就是中国人单纯的认为，中国人如果不使用美货，就可以打击美国的经济。然而，王冠华的研究向我们清晰的展示，当时美国对华贸易的在整个美国的对外贸易中，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中国人盲目的自信，让自己难以分清，这些极端的行为究竟是对谁有利。

（4）理性的爱国主义应该成为普遍价值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的方式（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出现了拘禁、殴打卖日货商人的情况，但所占比例很小），但建国后，爱国主义运动的极端性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因为冷战的影响，世界被划分成了两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二者之间彼此水火不容，相互攻击。再加上国内阶级斗争深入人心，把所有资本主义的物质、经济和文化都看成腐朽的东西，统统都要扫进垃圾桶。这种思维方式，让爱国者们以阶级成分划分团体，以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其最重要的道德来源，进行盲目的爱过行动。

其表现就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政府与民众不进行任何区分与甄别，国家层面的问题，往往要让个体民众来买单。“文革”期间火烧英国代办处，打倒外交部，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前最大的一次极端爱国主义者的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积极引进外资，与各个国家建交，中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两极格局和阶级斗争的阴影仍旧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多次的反日游行，砸日本车，烧日本国旗，反对家乐福、肯德基的行为，都可以看成是这种阴影的延续。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自大主义和两级格局、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结合，其表现形式也更加激进，21世纪所出现的多次民间排外运动，已经由过去针对某一个群体或者国家发展成了对个人的激进举措。

经济的高度发展，又让中国人开始出现盲目的自信。“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爱国主义）可能是‘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圆了‘强国梦’，由于 现代理性的内在制约，民族主义中的那种情绪化、非理性和种族化的成为膨胀的后果也是令人担忧的”。

砸日本车

在许纪霖看来，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它应该具有现代性，并与西方霸权相区别，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因此他疾呼应该建构开放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

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小粉红”，或许应该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弄清了西方霸权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是否想明白了，反对全球化会将中国带向何方？

其实，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就告诉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仅以这句话送给现在活跃的“小粉红”们。

主要参考资料：

1、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

2、《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第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

5、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甘阳《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载《联合早报》

7、麦金太尔《道德与爱国主义》，傅娉译，万俊人校，载《开放时代》1995年6月

8、吉登斯《民族－暴力国家》，三联书店1998年

9、盛文沁《19世纪英国思想家论“爱国主义”》，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

10、阿克顿《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李世涛主编《民族主义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12、蓝诗玲著《鸦片战争: 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新星出版社2015年

13、相蓝欣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14、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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