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月经又叫葵水、月事，它的出现标志着女性生理上的成熟，也是有孕育能力的体现。

其实古人对此也不是全然无知的，比如明代《景岳全书》便说“女人以血为主，血旺则经调而子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此。”诸多医书上都意识到了经期调养对女性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如此，在普罗大众的观念里，女性的生理期再怎么平常，也都是污秽不祥之物，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都说：“女子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偏见且迷信地认为生理期中的女子会致使‘阳刚’男性生病。

在更久远的原始社会里，女性来了生理期后，是会被隔离在部落之外单独居住的，因为他们认为月经的“不洁”“污秽”会带来危害，而这种做法，在此后以及至今的某些不发达地区依然存在。

封建社会时，这股子视经血为不祥的风气和观念仍旧根深蒂固，还因此产生了“月经禁忌”，给女性设立了种种行为束缚和规制。

如民间有“骑马拜堂，家破人亡”的俗语，此处的“马”是指女性来月事时会用的特制腰带，“骑马”便是指女性来生理期。此俗语便是忌讳女子来事那天拜堂成亲。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什么葬礼、祭祖、祠堂，甚至爬屋顶、跨某些物品等等诸多千奇百怪的活动场合，都不允许经期内的女性行动。简而言之，经期内的女性就是个“大杀器”，谁碰谁倒霉，所以她们最好自我隔离。

在对经期的歧视之下，不仅这个话题受到忌讳，更是连带着女性本身也一起偏视。

应邵的《汉官仪》里有这么一段，说北海担当太常的周泽，为了典礼独自持斋，然后生病了。他的妻子担心他年纪大了还生着病，就去看他。结果周泽狂怒，说妻子干扰了圣洁的斋戒，然后把妻子送进了狱中。

奇怪的是，古人一方面认为经期不洁、污秽，一方面还真的把它当作“杀器”来使用。说连鬼神也怕这玩意儿，所以可以用来避邪。

在某些场合，经血不仅是避邪灵物，还可以是治病炼丹的“灵药”，小到壮阳补血，大到益寿延年。

如《淮南万毕术》中说：“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

还有那个重口味的嘉靖皇帝，采经血炼制“元性纯红丹”服用，为此还无人道地迫害数百名少女，最后自己差点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勒死。

更搞笑的一则是民国作家曹聚仁在《无题》中提到的，说当时还有很多百姓相信“破红衣炮弹的唯一妙物，就是女人的月经布，满城高挂，炮弹不飞，炮身自裂，效验如神”、“月经又可以避雷……取秽布盖头，雷不敢击。”

谁看了不来个老人地铁手机脸。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文学小说里的描述，是巴金的《家》里面觉新的妻子瑞珏生产那一段。高老太爷去世后，瑞珏大着肚子要生产，却被家里一众迷信的以“血光之灾”为由，被迫搬到城外的破房里生产，结果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母子先后去世。

这里的“血光之灾”虽不是指月事，但性质是一样的。诚如《说文解字》里说“姅，妇人污也”，其“污”便是指“月事及免身及伤孕”，连分娩时流的血都会被忌讳。

想起当时看到小说这段的时候，那种愤怒真是无法言喻，恨着书里的人为什么这么愚昧无知，但殊不知，持有此种观念的在现实中依旧大有人在。

对经期的偏见和恶意，实在是太长久了。这种默认的偏见下，也连带着女性对自身都感到羞耻，对这种话题极为敏感、忌讳。但这可是世界近一半人口都会存在的问题，而且是身体构造所出现的正常生理现象，完全不必再以过去的愚昧迷信思想来看待。

曹聚仁在研究“月经禁忌”的时候，便将是否存在“月经禁忌”视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运动喊得振天价响，丝毫没有效果，人不解其故……只要看月经仍保持神秘的意义，即不到城隆庙看密司拜菩萨，已可断定妇女运动的命运了！”